浮動熊貓考拉暢遊悉尼情人港迎接“中澳旅遊年”。（圖源：人民網）

澳洲廣播電台和費爾法克斯媒體6月報道了由華裔商人黃向墨捐贈180萬澳元成立的澳大利亞-中國關系研究所成爲澳洲安全情報組織調查的對象後，投資移民，這一研究所就受到各方關注。該研究所明確表示，黃向墨並不參與該機構預算的策略方向，研究或其它項目。“研究所遵守悉尼技術大學關于學術完整，獨立和透明的有關政策和程序。”但澳洲安全情報組織依然懷疑中國利用政治捐款試圖在澳大利亞施加影響。澳洲昆士蘭大學有教授稱，中國不認同澳洲的自由民主國家制度，還想取代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因此用各種力量來影響澳洲的政界、商界、學術界等各個階層。

此前，有澳媒稱，澳外交部和國防部官員使用的手機不是澳洲本土或者西方品牌，而是“中國制造”，就有政客出來表示“擔憂”……

對于澳大利亞國內一些這樣的論調，中國社科院亞太社會文化研究室主任許利平分析指出，澳大利亞目前對華心態比較糾結，有些個別極端的行爲看起來像是“中國恐懼症”，而其病因與澳大利亞陷入身份認同危機有關。

雖地處在亞太，但以白人爲主的澳大利亞一直將自己視爲歐洲國家，懷有濃厚的歐洲情結。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又因政治價值和政治制度與周邊地區不同，産生對國家認同的模糊、徘徊和不安。隨著近年來亞洲，特別是中國人口的湧入，澳大利亞此前樹立的文化價值觀受到一定的沖擊。據澳大利亞統計局2017年公布的人口普查結果，大多出生在海外的移民來自亞洲，護照移民，其中來自中國的有19.1萬，是澳大利亞移民中人口最多的國家。此外，中國留學生人數也連年攀升。隨著人數的增多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華人也更樂于發出自己的聲音，更廣泛和積極地參與到澳大利亞的政治決策中。因此，以歐洲國家標榜的澳大利亞在亞太多元文化的沖擊下，“中國恐懼症”自然也成爲其國內的一種政治表現。

另一方面，作爲澳大利亞最大的安全夥伴，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部分做法卻令澳大利亞感到不安。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更加國際化的自由派和本土化的保守派分裂，美國政策越發“向內轉”。8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又因一項接收難民的協議與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發生爭執並怒挂電話，令澳大利亞感到更多的不確定性。

近年來，中國一躍成爲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中澳之間的文化交流也越加頻繁。許利平認爲，國際關系的“三駕馬車”是政治安全、經濟貿易和社會人文，中國對澳大利亞在經濟和人文上越重要，就越增加澳大利亞對其政治安全的憂慮。倫敦國王大學的亞太專家凱利·布朗教授評論稱，對澳洲來說，在距離上更近的中國加劇了澳洲在地理上的孤立感和脆弱感。澳大利亞擔心與美國在政治安全上的戰略捆綁會受到中國影響。

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澳大利亚对亚洲经济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其“纠结”也在加剧。对澳大利亚而言，天平的一端是协议上的盟友，另一端则是第一大贸易伙伴。“纠结”的澳大利亚于2012年发布被认为是一份“脱欧入亚”路线图的国防白皮书，明确将全面加强对华关系作为融入亚洲的重点。但2016年国防白皮书却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再次与美国等站在了一起。这显示了澳大利亚在国家定位上的某种模糊和摇摆。许利平强调，中澳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中国没有必要去干涉澳大利亚。“中国恐惧症”只是澳大利亚未能找到国家的准确定位而出现的一种表现形式。（综编/海外网 戴尚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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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戴尚昀、牛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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